王海灏（左二）戴手术放大镜对着屏幕为患者进行手术。

王海灏说：“医者的使命是治病救人，不管是我的病人，还是我的亲人也好，通过努力给他们带来健康，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和幸福。”

“我们总在强调把病人当亲人，难道碰到自己亲人的时候，你就不把亲人当亲人了吗？”

对于王海灏的选择，其同事，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张万广教授认为，如果医生认为自己水平很高，可以为他们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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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优抚医院心理科主任霍云翔指出：

“越是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越是有着良好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对象的不同并不会让他们有多少回避心态。反而有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使得自己有更强烈的愿望亲自操刀，解除亲朋好友的病痛。手术的成功也会加深他们的自豪感，促使他们有着更强的动力钻研学术，让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更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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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有不确定性

给“自己人”动刀要更多考虑心理问题

“现代医学之父”、加拿大临床医学家威廉奥斯勒曾说：无论内科还是外科，没有任何品德能与冷静相抗衡——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冷静和专注。

“外科医生如果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可能更多要考虑的是心理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教授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因为有亲缘关系存在，往往会对人的判断、情感、思维甚至一些行为产生我们自己也无法预料的微妙影响。

刘鑫谈到北京曾发生过的一个案件：夫妻俩都在医院工作，妻子是普通医师，丈夫是麻醉医师。妻子入院生产当天值班的麻醉医师不是其丈夫，但这位丈夫希望自己来操作麻醉，就跟当晚值班同事商量由他亲自上。结果这次硬膜外麻醉出事了，孩子虽然保住了，却造成妻子意外截瘫的惨况。

“手术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当医生要对‘最坏的情况’有个预判和对策。如果术中或术后遇到并发症需要及时处理，考虑到患者是亲属，多少医生能始终泰然处之？需要打个问号。”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叶平说。

医者医亲，心理压力更大的一方也许是医生。

对于“心理包袱”重、抗压能力稍弱的医生来说，术后若因手术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会损害其自身的身心健康。

武汉市优抚医院心理科主任霍云翔最近受邀到某三甲医院进行了一次特殊外科会诊，当事者是该院一位副教授，给看着自己长大的亲叔叔做的手术。

本身手术操作轻车熟路，可给叔叔做完后，他陷入焦虑中，老是感觉伤口没缝好，忐忑不安的，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霍云翔对他进行暗示疗法，用了些安慰剂和少许抗焦虑药物后，该教授焦虑的症状才逐渐减轻。

刘鑫教授坦言，很多医生可能给轻症的亲友开药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但如果涉及手术操作，就不敢随便上手了。毕竟，特殊的亲情在里面，有时心理是很难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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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的前提下

医生是否该回避给亲人做手术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教授介绍，“回避”通常指的是居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为某种纷争或者奇缺资源的分配做出决定。而医疗行为的行使主要涉及医患双方，不涉及第三方，医疗权并非某种特权，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没有“回避”一说。

但“手术者是否避亲”，给亲属患者看病是否应当回避，仍值得探讨。

从医学伦理来看，刘鑫教授认为，当医疗资源处于稀缺状态时，这种稀缺资源如何分配，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猜疑，这时就须考虑是否需要回避。比如一位知名的老专家，一天只能看10个专家号，为了给亲戚留号，只能放9个号出来，那么无形中就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公平性，还是应予以回避。

而且，有的手术涉及人体的隐秘、敏感部位，即便不涉及这些部位的手术，往往患者术中也呈祼体状态，在具有亲情、友情的医患双方之间，也会存在某种伦理上的尴尬。